一直想不明白明朝为什么穷，有人会说明朝哪里穷了，中后期那么多白银流向中国，妥妥的贸易顺差，怎么会穷呢？也有人说明朝穷也就是朝廷财政穷，财富都集中到了大地主和官僚集团手里，他们可一点也不穷，明朝穷，穷的是国家和底层百姓。今天我们聊一聊明朝的财政，看它有哪些特点，又是怎么一步步拉垮一个国家的。财政无非取和用两项。管子说“取于民有度，用之有止，国虽小必安;取于民无度，用之不止，国虽大必危”意思是说，国家本身不产生财富，财富都是来自老百姓，在征收和使用上都要有度。但朱元璋刚刚建立明朝的时候，就碰到了一个大问题，因为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战争，好多田地都荒废了，没有人耕种。可是古代中国的财税，主要靠土地税，没有人种地，钱从哪里来呢？取都没法取，何谈用啊？于是，朱元璋设计了一大堆政策来打通财税问题，首先要让人有地种。从1367年明朝刚刚建立，一直到永乐年间，这段大约六十年的时间里，朱元璋和朱棣大搞移民政策，将几百万人进行大迁徙，具体数字有很多说法，有说两百多万的，也有说七百万的。总之，移民规模非常大，移民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为了解决人口和土地不均衡的问题，把百姓从人多地少的辖乡迁移到人少地多的宽乡，这样就不会有闲着的土地了。人人都有田种，也就培养了更多的税基。由于乱流动，朱元璋还搞了个户贴制度，类似现在的户口簿，户帖上面写的三条。第一是朱元璋的政策宗旨。大致就是说国家政权已经稳定，但是人口还没统计好，就给每家发一张户帖。第二是写户主的名字，出生地，家里人按年龄大小写上关系。第三是写家庭财产，有多少房子、田地、牛船，啥都算上。政府根据每家的情况来编户，把人分成不同的职业。主要有三种，一是民户，二是军户，三是匠户，还有沿海地区的一种灶户，就是专门搞渔业的。另外，寺庙里的僧人，道馆里的道士都发度牒，相当于身份证。总之，每个人的职责都清清楚楚。从后来的视角看，有人觉得户帖制度限制了社会活力，阻碍了阶层流动，但以当时的社会背景看，这个制度至少能统计人口，普查经济，这些都是收税的基础。搞了户贴制以后，到了洪武十四年，朝廷还编了个赋役皇册，让不同的户籍承担不同的赋役义务。再到洪武十九年，朝廷在江浙地区测量土地进行土地确权，因为土地大小各不相同，形状也不一样，画在册子上就像鱼鳞一样，所以叫鱼鳞图册，有了户贴、赋役皇册，鱼鳞册，从此朝收收税就有根据了。到了洪武二十六年，全国的税粮就收了三千两百多万担，相当于元朝的三倍，税收其实就是展现国家权力的一种方式，而权力这东西本来就喜欢扩，国家权力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收钱的地方。除了最重要的田税，明朝还有种类繁多的其他收入，比如盐税、茶税、商业税、杂社税、矿税，外国进贡啥的？首先，盐一直是历史历代重点把控的资源，因为谁都离不开盐，而且盐赚钱特别快，是个暴利品。在朱元璋还没统一全国的时候，就把盐税当成商品税，只不过没有专营。等全国都统一，大约在洪武三年的时候，朱元璋搞了个开中制，具体做法就是给商人一定的权限，让他们给边境运送粮食、铁茶、马匹等军需品，然后可以拿到一张盐引，用这张盐引获得经营食盐的资格。比如山西商人给大同运送一担大米，或者像太原米商运输一斗三担大米，朝廷就会给他们一张盐引，凭这个证能买卖两百斤食盐，这批商人很快就发了。他们以此为基础，后来崛起为晋商，另外茶叶也有专卖制度，叫榷茶。朝廷规定茶叶产出之后，必须由官府收购。和盐引一样，茶叶由商人运到边境，用来交换马匹，叫茶马互市，而通往那些地方的商路就叫茶马古道。明朝为了保障茶马交易，还特地设了个茶马司，管理茶马交易的权力。至于其他商品，就有各种商业税，比如在市场上交易，要交超关税，商品交易要交市肆税，买卖竹木、新炭柴火的也叫竹木抽分税，货物进出京城，还得交门税，过堤坝过闸门，也得交过坝税或过闸税。另外商人存放货物、牲畜还得交塌房税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把仓库叫塌房，听起来有点别扭，其他不好分类的就统称为杂社税，其实也是商业税的一种。比如说渔业税里面就有渔客和鱼贡税种，是朱元璋从老对手陈友谅那里学来的。陈友谅占领的湖广地区是鱼米之乡，就收了渔业税。后来朱元璋专门在产鱼的地方收了一大堆河伯所，光湖北就有117个，除了渔客，产珍贵水产品的地方还得交鱼贡，就是专门向朝廷进贡珍稀水产品。寺庙信众进乡，朝廷也要收税。比如在明朝晚期的崇祯五年，徐霞客登上天柱峰，看到封鼎大典里有两个官员在收钱，觉得很奇怪，就写进了游记，说千户和提点通过索取香金来抢钱。其实徐霞客看到的是朝廷在收乡税，也是杂收税的一种。除了税，明朝还有各种各样的收费。比如说“章法引”就是从贼寇和有罪的官员那里抄家来的钱，这也是朝廷收入的大头。比如在嘉靖四十三年，朝廷商量怎么分“章法引”，最后定下来，按照四十二的比例分给户部、工部和地方官府，最后导致地方上出现大量冤狱，地方官府纷纷制造出章法引。最后万历皇帝把这个制度给停了。明朝还有一个捐官制度，捐官最早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搞的，他们试点用军功爵位来捐官，到了汉唐宋也发展出不同的捐官制度。明朝相对来说比较克制，不像东汉时期那么肆无忌惮，捐官也只能是那些被杀实权的僧道官、医官，还有一些七品以下的散官。捐生的话，也只能当捐生以后，进了官场也只能当个州县署官，很难升到真正的要职。比如大明王朝里，沈一石说，他捐了一个六品官带，就是没有实权的虚职。后来张居正说过，从隆庆四年到万历八年，这十年里朝廷每年通过捐官才拿到四十万两银子。另外还有一项费用叫桩赔引，是指军事丢了马要赔的钱，因为普通人赔不起，于是就成立了互助基金，有点现在保险的意思。不过桩赔引主要是对边境地区的军人征收。朝廷对军事三大卫所常常免除征收，还有矿税。朱元璋不喜欢收矿税，他觉得矿税对官府的好处少，但对老百姓伤害太大。当然，这和那时候货币储量少，也有关矿税在明朝后期万历年间矛盾才凸显出来。皇帝想绕开官僚阶层直接征税，结果官员们不干了，于是掀起了皇室、文官和商人之间的斗争。最后还有一个小头收入，就是外国送来的贡品，只是朝廷看重的主要是政治意义不太在乎利润，所以收入也就有限，并且这还是个亏本买卖。因为赏赐通常比进贡的要多得多。总的来说，明朝的财政体制基本上遵循着取用有度的原则，本来不应该导致财政崩溃的。那为什么明朝会穷成那样呢？问题出在花钱上面，明朝有哪些花钱的地方呢？首先是公共事务，比如说教育，明朝格外注重公共教育的投入。从洪武时期开始，朱元璋就下令要求各地设学校，雇儒生，传播圣人之道。明史评价说，明代学校之盛，连设宋都不及，明朝不仅设了府学县学，还鼓励民间设中学、社学和武学，政府负责公共教育这一块。在洪武年间，朝廷提供鱼肉米粮给师生。到了嘉靖隆庆年间，还专门出钱给学校配食堂，教官、间生、举人、生源还享受干部待遇，不用纳税和抚徭役。政府还专门给学校提供一部分农田叫学田或供田，学生考试费用都由政府承担。地方官还有义务，请考生吃饭。总之，明朝在教育方面投入比较大。另外明朝也特别注重水利建设。朱元璋觉得光把人们绑在田地上不行，还得让他们种好田。他说，财富出于农田，农田以水为利，以水为害，所以明朝对水利建设一直很重视，从洪武到嘉靖，再到万历都没提前来过，甚至到了明末崇祯时期都穷成那样了，还治理过两次黄河。明朝还有一项公共事务是基础社会保障，朱元璋和朱棣搭建了一套社会保障的基本框架。比如每个州县四面都要建四个备荒仓，地方官员要经常报告水文情况，保证仓库的储备。另外还继承了宋元时期的养给院，帮助那些极度贫困的人，通常每个县要设立一个养给院，条件好的设两个。养给院规定每月提供三斗米，三十斤柴，冬夏各一匹布，未成年的小孩按照三分之二的标准提供。这些公共投入看起来都挺好，甚至还挺先进。难道是他们给财政带来的巨大负担吗？并不是，问题出在专门吃财政饭的胃口实在太大了。最大头的是，那帮皇室中亲们，他们吃掉的财政资源比皇宫还多。按照明制，除了太子，其他皇子都要分为亲王，亲王的儿子除了世子外，封郡王，郡王的儿子除了世子外，封镇国将军以此类推。据统计，明朝276年间，有62位亲王封藩，再加上其他亲王，总共217人，还有507位郡王。大学士徐光启曾经算过一笔账，发现皇室人口的增长率高得吓人。洪武时期，郡王有58人，到了永乐时期，增加到了127人，基本上三十多年翻了一倍，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万历时期，再加上皇室各级女性成员，明朝皇室人口在整个时期,可能达到了70万到100万人。这帮人基本上都是特权阶层，占用了大量社会资源，却不用交税。两百多年下来，皇室成员成了一个过着奢侈生活，对社会毫无贡献的群体。大明王朝海瑞说，从大明朝开国至今，亲王、郡王、皇室宗亲遍于天下。这些皇室宗亲、宫中宦官、各级官吏所兼并之田庄，占天下之半，皆不纳赋，小民百姓能耕之田，不及天下之半，却要纳天下之税。以万历皇帝最疼爱的儿子福王朱长勋为例，万历四十二年，他搬到河南的封地，皇帝赐给他四万顷粮田。由于朝廷大臣们强烈反对才改成了两万顷，河南土地不够，就用山东湖北的两田补上。两万顷是个啥概念呢？相当于占了当时明朝全国田地的千分之三。也就是说这位福王，整个中国也只有三百多个地方养得起他。如果再多一点，就算全国人民都成了流民也养不起这帮人，这能不激起民怨吗？所以后来李自成攻占洛阳的时候，直接把这家伙给煮了。第二个压垮财政的是皇帝本人，明朝皇帝的开销极其大，别听嘉靖说什么朕四季常服不过八套，皇宫就你一个人吃饭了，伺候你的人不算吗？光是皇宫吃饭这一项就花费得吓人，比如成化帝以后，光传菜的太监就有150多人。厨师少的时候有4000多人，多的时候达到了7000人。到了万历中期，光是皇帝一个人吃饭，一年就得花费三十万两银子，不仅吃的多。明朝皇帝还喜欢大兴土木，特别是在修陵墓上，仅仅是万历和皇后的定陵就花了八百万两银子，把张居正好不容易攒的那点家底又花了个精光。在万历四十八年，为了应对后金的威胁，朝廷调动了11万民军，可是军饷总共也就是520万两银子，而这还是朝廷为了筹集军费，在全国横征暴敛三次的结果。到了崇祯时期，朱由检虽然号称简朴，可是到了崇祯十七年，国家将亡之时，他居然还在全国招募了上万名太监，导致粮食的需求增加了七万两千担，光制作靴子就花费了五万两，再加上北京、南京、凤阳等地的太监总数超过了十万两，仅靠朝廷发放的俸禄肯定不足以养活他们了。所以被封为藩王的王室成员都拥有大量的王田、王庄，从1425年到1627年两百年间，朝廷赏赐王庄、王田就达到七十多次，其中有六次的土地面积都超过了一万顷。第三个吞噬明朝财政的是军费。本来早期朱元璋设立的卫所制，军费主要由军队自己搞定，财政制补贴一点，但是才过了五六十年，到宣德年间这个机制就严重变形了。一方面，军田被军官豪强霸占，有的甚至卖给普通老百姓，导致供给减少。另一方面，卫所的士兵要么逃跑，要么被权贵占为己有，成为他们的私人劳力，军户制度的财富被私人榨取一空，朝廷只好依赖财政来支付军费，从嘉靖二十七年到万历四十五年的十四个年份来看，军费占国库支出最高达到了97%，仅此一项就几乎耗尽了明朝的家底。最后，还有很多人爱拿出来说的天灾，天灾确实有。因为小冰期的影响，明朝最后一百年旱灾、洪水、蝗灾等天灾不断，大片土地被荒废。崇祯朝最后六年还爆发了瘟疫，这就导致了赋税根本无法满足朝廷的开支，朝廷只好向百姓多征赋税来支付辽中战胜的辽饷、军队列兵的列饷，以及剿灭农民军的剿饷等。明朝末期这三种额外的税款总共多达一千六百七十万，两老百姓最后一点余粮也被捞尽了，而且大部分都被腐败分子层层贪污，大明王朝就这样被压垮了。可以说，以宣德年间为分间，朝廷在花钱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。虽然前期开支还算有度，公共事业还能够推进，但到了后期简直是自己作死。这种财政开支的急剧变化，显然不是某一个皇帝能吃垮的，而是整个制度有问题。那么明朝的财政制度有啥问题呢？中间不是还进行了修补吗？为什么没起到作用呢？因为明朝的财政制度虽然设计得很精细，但缺乏刚性约束。朱元璋的初心是以民为本，但问题是国家财政不是光靠一套好的道德准则就能够运转，最关键是需要有强有力的制度约束。然而，基于那个时候的认知和技术水平，朝廷既解决不了税收环节的腐败问题，也无法处理国家与地方的财政关系，他无法准确判断土地和商业交易的性质，更谈不上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，明朝财政设计的初衷是对皇室和社会底层两极的关照，可是却忽略了社会中产阶级，这导致了皇室、文官和商人之间长期对立，整个社会结构变成了两头重中间轻，社会中阶力量和朝廷没有共同利益，于是，在面对天灾和外敌入侵的时候，社会精英只能站在一边喊口号或者乱提建议。比如在万历二十四年，皇帝不顾朱元璋的教诲，开始征收矿税，这就是个昏招。一般人们认为这是因为皇帝太贪婪，同时又进行了万历三大征才造成了巨额的财政负担。但万历皇帝开征矿税这么大的决定，并没有经过官僚体系，而是交给了太监去执行，结果激起了文官商人的激烈反抗。实际上，皇室与文官已经失去了合作基础。文官集团与皇室长时间对峙，国家机器几乎停摆了。至于东林党和太监集团的斗争，其实只是皇室文官集团斗争的表面体现罢了，朝廷也不是不想进行深层次改革。面对财政制度的问题，有些大佬想修补一下。比如说早期有个名臣叫周成，他任江南巡抚的时候，发现苏州只占全国1.16%的垦田，却得负担全国9.8%的税量，松江占0.67%的垦田却背负着全国4.1%的税量。周城想减轻江南的负担，可是朝廷不答应，最后只能将江南的徭役折银来凑合，负担并没有真正减轻。当然，改革动作最大的是万历年间，张居正搞了一条鞭法，他把赋税和利益合并折算成银两来征税，这降低了征税成本，也给国库增加了收入。但是这个改革没有形成社会的合力，张居正一死，他的政策马上就被推翻。再说军事制度自从卫所制崩溃之后，明期开始搞募兵制。当兵的人不再种田，只专心打仗，比如名将戚继光看到温州矿工三万人打群架，直接震惊了。原来这帮人这么猛，于是挑选出来四千人组成戚家军。虽然募兵花费挺大，但明显提高了战斗力。可随着朝廷财政破产了，募兵主要靠将领个人出钱，军队就开始慢慢变得忠臣于将领，国家对军队逐渐失去控制，这些都是明朝的体制搞不了全面改革的原因。因为朝廷就像一个松散的政府，根本没有能力解决财政制度上的难题，原本是个税收问题，结果也变成社会问题。社会问题又牵扯到政治和军事，最终导致平朝灭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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